【時事評論】澳門貴賓廳業務的(不)確定性

Jorge Costa Oliveira – Partner and CEO of JCO Consultancy

文: 高德志


“2022年9月8日,我有幸參與由法國澳門商會與《Macau Business》合辦、以“處於十字路口的澳門博彩業:公開招標及招標以外”為主題的研討會。與會專家包括Sanford C. Bernstein全球博彩董事總經理兼高級分析師Vitaly Umansky,和2NT8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達勝(Alidad Tash)。活動由《Macau Business》總監馬天龍(José Carlos Matias) 主持。是次網絡研討會關注的議題之一是澳門博彩業貴賓廳業務的未來。鑒於該細分業務的相關性,我認為更徹底地解決這一問題具重要意義。

有人認為,澳門貴賓廳市場已經殆盡,主要由於本地兩家主要的博彩中介人太陽城集團和德晉集團先後於2021年和2022年結束業務,其集團主腦相繼被捕及被刑事起訴。逾九成澳門貴賓廳業務來自內地市場,在分析人士看來,透過逮捕和刑事起訴相關集團主腦,北京當局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不希望澳門博彩中介人到中國內地開展業務。此外,有跡象顯示,除了限制資金外流,中國政府還通過收緊簽證政策限制居民到訪澳門。

衡量這一分析的準確性具重要意義。能否假設我們所熟悉的澳門貴賓廳博彩市場——即,博彩中介人將內地豪客帶到澳門娛樂場並向其提供信貸,供其在貴賓廳耍樂——已經消亡並不再復返?儘管我們正處於充滿不確定的十字路口,但那些關於澳門貴賓廳博彩業務失去生命力的報道確實有點誇大其詞了。讓我解釋一下箇中原因。

首要考慮的是澳門娛樂場營運商不能冒險向來自內地的豪客貴賓直接推廣博彩活動,這是共識。對時刻需要保持其適用性的承批公司及其母公司而言,任何可能危及其特許專營權的潛在風險,以及在營運期間發生的違法行為均非好兆頭,不論是在澳門,還是在其他相關的司法管轄區。

因此,讓我進一步解釋,不應對澳門貴賓廳博彩短期發展感到悲觀的原因。

其一,作為澳門娛樂場博彩的組成部分,貴賓廳業務本身的關聯性,疫情爆發前數年的業績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2017年至2019年的數據。2019年,貴賓廳百家樂毛收入為1,350億港元,佔賭枱總收入的46.2%;因為百家樂的贏率是 c.3%,當中包括薪酬45億港元;假設“拖底”確實存在(正如澳門法庭對周焯華的審判所證明的那樣),這一數字必定更高。這意味著,多年來,一個極度龐大的推廣網絡不惜一切努力將內地豪客帶到澳門。經營這一業務的公司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更重要的是,來自中國內地且在這一收益豐厚的業務領域擁有既得利益的關聯實體網絡不太可能願意放棄這一可觀的收入來源。

其二在於中國對澳門博彩中介人公司高管的刑事指控的性質。內地執法部門已對澳門兩大博彩中介人公司,即太陽城集團和德晉集團的領導人提起訴訟並提出刑事指控。據稱,這些刑事指控與有關集團領導人在中國以外的第三國經營線上博彩業務有關。長期以來,他們無視中國當局多次發出的警告是不明智的。就現有公開資料來看,溫州檢察院未就在澳門推廣博彩活動一事對周焯華提出指控。在那之前,以博彩監察協調局為首的澳門行政部門從不曾聲稱任何這些團體或其董事有任何非法行為,更不用說犯罪行為了。然而,鑒於對太陽城集團和德晉集團領導人高調的刑事指控,澳門執法部門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不曾再三思考就倉促行動,逮捕了這些公司的多名董事,檢察機關亦對這些公司董事提出多項刑事指控。

其三,與上述原因有一定聯繫,就是中央政府沒有就澳門博彩中介人活動的合法性作出指示。據了解,沒有指示禁止澳門博彩中介人到中國內地經營。這一直是灰色地帶,並且可能會繼續如此。

第四個原因在於澳門博彩中介人的可取代性。回顧過去20年,我們可以看到澳門博彩中介人業務並不是一項穩定的業務。行業曾經發生變化、甚至變革,新公司和玩家不斷湧現,中國內地的網絡是這項業務的關鍵所在。無論是在嚴格的博彩推廣中,還是在涉及博彩信貸償還或收款方面,澳門主要的博彩中介人公司或將發生變化。但只要內地富裕的玩家有興趣到澳門賭博和娛樂,為他們提供服務的網絡,包括博彩信貸,就不會消失。澳門博彩中介人公司只是這些網絡的冰山一角。

最後是政治原因。在香港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將澳門打造成可以向台灣和海外展示“一國兩制”政策行之有效的成功案例。儘管澳門經濟多元化過程承受壓力,但由於缺乏本地人才而缺乏臨界規模,意味著博彩業在不久的將來仍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最重要的經濟範疇。製造障礙和困難以遏制行業發展是不明智的,否則這會危及澳門作為成功案例的發展。尤其是在中國經濟放緩的時候,中國公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傾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話雖如此,我們應該重點關注激勵本地博彩業務專營公司和本地博彩中介人從海外其他司法管轄區吸引貴賓顧客的重要性。吸引東南亞豪客而建立的網絡非常小;至於南亞、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其他相關司法管轄區,此類網絡幾乎不存在。這不應僅僅依賴政府進行強化,還應通過推行激勵措施,即財政津貼,方能實現。 儘管如此,到目前為止,澳門娛樂場特許經營商所表現出的蔑視及博彩中介人缺乏其他市場網絡的事實,對於為此目的而創造的臨界規模來說並非好事。人們充其量將其視作中期目標。因此,人們不得不假設,未來數年的澳門娛樂場博彩貴賓廳業務將繼續由來自內地的顧客支配。